人大校长刘伟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引领经济新常态 迈上发展新台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如何理解新常态的基本特点、科学内涵？如何把握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机遇、新挑战？如何在新常态下更好地开展经济工作？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与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一起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
以下是文章全文：
主持人：习近平同志指出：“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如何理解这个大逻辑？
王一鸣：新常态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特征的概括性表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是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基本前提。习近平同志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作了精辟概括：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可见，新常态最直接的表现是经济增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从国际经验看，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个阶段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回落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那些坚持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顺势推进经济转型、实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体，才能成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从国内发展看，经历了“井喷式”扩张的传统制造业，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增长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不调整没有出路，不主动调整也会被市场逼迫调整。只有改变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顺应经济的内在变化加快调整步伐，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由此可见，经济下行和增速换挡固然是挑战，但也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的机遇。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是实现我国经济向更高水平跃升的内在逻辑。
高培勇：追溯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新常态概念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从第一次将经济工作的目标定位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到提出“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的全新命题，从第一次赋予宏观经济政策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双重功能到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到将其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到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再到勾画中国未来5年以及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战略与时俱进，更加科学。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是我们党在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工作水平的智慧结晶，也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综合来看，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环境中，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才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主持人：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等困难和挑战。如何科学把握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机遇、新挑战？
刘伟：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方面，我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历史性地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并正在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另一方面，新阶段意味着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深刻而又系统的变化，从需求侧来说，由以往的需求膨胀、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疲软、产能过剩；从供给侧来说，以往要素成本低的优势逐渐丧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为发展提供新动力。在这样的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重大机遇表现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的最后冲刺期、城镇化的加速期、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和追赶发达国家的关键期，抓住并用好工业化冲刺、城镇化加速、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等重大机遇，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将如期实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不会遥远。同时，我国发展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一些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如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拉美国家，上世纪80年代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等。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就要科学把握和驾驭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变化、新机遇、新挑战，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发展新台阶。
主持人：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现阶段，为什么如此强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刘伟：进入新常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这些变化对转方式、调结构形成倒逼机制。因此，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在于从以往发挥低成本优势、主要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主要通过生产效率提高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一客观形势下，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自然成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王一鸣：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并非不要数量和速度，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或者说是要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速度。从宏观层面讲，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政府税收上。因此，衡量经济工作不能单纯看生产总值增速有多快，更要看产品销售、投资效益、企业利润、职工收入、政府税收、环境改善等质量和效益指标有多好。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特别注重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因为，在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企业生产成本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提高企业竞争力；也只有提高生产效率，才能为增加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创造基础性条件。因此，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就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企业家和全社会的创新潜能和活力，发挥创新对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作用。
主持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入认识发展规律、洞悉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新思想、新举措。“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应该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刘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发展，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主张有着本质区别。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外部周期性因素，但根本上是内生性结构问题，主要是供需结构失衡，供给能力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影响的是企业成本、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对于新常态下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供给方面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可以在保持需求稳定、物价稳定的同时更为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将重点解决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区域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无论从微观、宏观还是从结构方面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宏观政策条件，首要的是协调好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一方面，不能以强刺激政策过度扩张需求，这会减弱对过剩产能、劣质产能的市场压力，阻碍去产能进程，甚至加剧产能过剩和经济泡沫。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以有效的需求管理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需求管理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能缓解总量失衡问题，进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创造条件。这就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宏观政策组合松紧适度，“松”要能保证必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的就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但其底线是不能由于“松”而刺激出大量新的低端需求、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脚步；“紧”要能保证给市场主体足够的竞争压力，以市场力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其底线是不能由于“紧”而使宏观经济出现衰退。
主持人：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既是经济工作思路的变革，也是干部思维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工作重点、方式、重心等方面将引发一系列新变化。新形势下各级干部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经济工作？
王一鸣：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过去行之有效的大规模扩大投资、“铺摊子”扩张制造业、依靠高强度投入驱动发展的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实现经济工作重点、方式、重心的转变。一是工作重点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下决心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加大资产重组力度，矫正供需结构失衡，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新平衡。二是工作方式要从“铺摊子”转向“上台阶”，适应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阶段结束的发展趋势，努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市场对产品品质、性能的要求，增强供给对需求结构升级的适应性。三是工作重心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最紧要的是加强创新服务、改善制度供给、营造创新生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发展创投、风投、众筹等适应创新发展的融资工具，培养、引进和用好创新人才。
高培勇：做好新阶段经济工作，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一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凡是市场能有效解决的都要交给市场，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主动做好政府该做的事。二是进一步明确我们要的发展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主要是为了保就业。三是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定力，向社会释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明确信号，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保持基本稳定。立足于中国经济正在向更高发展层次迈进的现实背景，宏观经济政策选择要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契合，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构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新格局。
主持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影响世界经济，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位专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及其世界意义？
高培勇：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可以用“做两道加法”来概括其可能发生的变化：其一，需求端+供给侧，由需求延伸至供给，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上同时发力，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将成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其二，政策+改革，由政策设计延伸至制度变革，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改革的联动中，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这些变化将为中国经济增添巨大的动力和活力，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更长远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王一鸣：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并进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平台。2015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按两个翻一番目标、今后5年年均增长6.5%计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接近1.1万美元（2015年价格）。这样再努力几年，我国就能迈过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这意味着世界上享受高收入生活的人口翻了一番，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
刘伟：从近期看，今年上半年6.7%的经济增速超过6.5%的全年预期目标，经济短期企稳迹象显现，但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征仍然突出，经济工作仍面临很大困难。对此，必须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主动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改善。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等发展目标将得到实现，我国经济总量、人均GDP水平、城乡居民收入都将实现跨越式发展。预计我国在2020年前后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发展阶段起点；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实现新的跨越；在2050年前后有可能在人均GDP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都是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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